设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只是怎样活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后来，人们也都知道蒋介石无力反攻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也只不过如此，似乎再没有生存之忧了，历史便制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这样的斗争显然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适应生存系统而假想的敌人。
人的思维路径极其有趣，既然生存已经不存在问题，所有的党建目标，为什么不能去生存化，着眼于建设和发展，重新制定一整套更加系统，更加细化的方案?历史没有选择改革，而是选择了固守。
行政建设其实存在同样的问题，解放军自从渡过长江，顿如风卷残云一般，迅速解放了整个江南地区。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迅速建立政府，稳定全国铁序。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级政府仓促上任，粗放行政的特点，在当时是客观需要，并且卓有成效。由此可知，解放初期建立的行政体系，原本就是一个临时性的粗放的体系，一个无法适应未来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原本就该在后来政权稳定之后，加以系统化升级和精细化改造。然而，这一步始终未走，不仅未走，文革时期，将这个原本粗放的体系也砸烂了，文革后又开始对解放初的那套体系进行修复。在大建设的背景下，最初那套粗放型体系所出现的问题，可以预见。
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但始终未曾迈步。未曾迈步的原因在哪里?在于某些人认为，政治体系改革，必然触及政体。
赵德良正在推动的党建系统化建设，让唐小舟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复杂那么艰难，目前的权力结构形态并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是唯一可以和关国的三权分立制媲关的。中国差的只是由生存化向发展化跨越的认识基础和系统化精细化操作体系。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党建和政建两个方面，尽快完善这两个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建设，适应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使得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形成配套，相互依存。现在党和政府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甚至冲突，恰恰是系统不配套导致的无谓消耗。
以信访制度为例，国家设立这个制度，原本是想借鉴古代的诽谤制，在衙门口立根谤木，让民众获得申诉权。不过，古代的谤木显然只是一种形式，缺乏必须的行政体系支撑，谤木便成为了一种极其单纯的木头柱子，或者一种象征意义的标榜。现在不设立谤木，而是专门设立一个信访机构，看上去，确实是改进了许多。
可是，信访制度并没有系统保障。信访部门对信访件的唯一处置权，就是批转相关部门处理。对于这类批转件，相关部门是爱理就理，不爱理就不理。原因何在?信访部门对有处置权的相关部门，没有任何约束力，既不能决定人家的升迁，也不能决定人家的薪酬，甚至是说句话，都没有人愿意听。仅从等下级别上看，信访部门的管辖权，实际在比他们更高级的干部。
其他部门，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公安部门、检察部门、法院等，名义上，这是一些条块分管的机构，实际上，人事权和财权在地方，公检法只听地方党委的，于是出现了某些案件，地方首长想让公安怎么查，公安就怎么查，想让法院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的现象，所谓依法执行，成了一句口号。其他一些厅局也是如此，对上，有两个指导，省里可以领导，上面还有直管的部。对下，具有直管性质，可与厅平行的市又掌握着人事权和财权。
唐小舟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把公检法的人事权和财权收上去呢?把公检法的权力向上收的同时，也可以将其他厅局的权力下放。往上收，机构肯定会扩大，但如果权力下放，机构就能大量精减。这件事，做起来其实并不难，而且，可以令整个中国的权力结构，为之一变。
再比如部门和部门之间，缺乏制度性约束，一个部门需要另一个部门协调配合，那个部门积极配合是人情，置之不理是天理。部门之间不配合，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他们，各个部门于是山头化，码头化，变成了靠山吃山的独立王国。山头林立，码头并行的情况下，要办事，就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情。因此，干哪怕一件很小的事，也一定要拜码头，拉关系，否则就推进不了。对此，行政主官无可奈何，他们若想干成一件事，只能搞运动，大会战，将许多山头的负责人捏在一起，现场办公。可这样的事，毕竟是大事，是阶段性的工作，比如严打。阶段性工作一旦完成，各个码头回归本位，日常工作，又恢复常态。这种运动式兵团式的工作方法，后患无穷，最突出一条，是粗放型工作方法和执行程序，更加的粗放化，甚至走向去程序化。
赵德良推行党建和政建的系统化精细化，恰恰要解决的，就是这类问题。当然，仅就目前来看，赵德良作为省委书记，大概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对很多部门进行理顺性的合并裁撤。假若他下决心的话，完全可以增加公安部门的职能，将信访甚至工商等部门的执法行为，全部归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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